新三板与供给侧改革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财政、货币政策要同其他政策形成合力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艳明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确定了2020年要抓好的重点工作，其中之一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同时，会议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金融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功能。

②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什么积极意义

国务院开年第一会研究的主题是优化营商环境。政府工作报告引人注目地强调“优化营商环境”。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达到“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的高度。

据媒体报道，目前营商环境虽整体有所改善，但仍然是部分地区发展的“软肋”和“硬伤”。具体归纳起来有：一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民间投资增势疲弱；二是搞地方保护，有的市场准入门槛高，各种隐性壁垒不同程度存在；三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投资环境恶劣，有的部门不依法行政，随意执法、手续繁琐、效率低下、遇事“推绕拖”等办事难现象依然存在……

为什么优化营商环境这么重要？

首先，优化营商环境，这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发展瓶颈精准发力。总理在报告中提及“安不忘危，兴不忘忧”，清醒认识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和营商环境欠优、放管服改革滞后有千丝万缕联系。

其次，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这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政府要严守承诺，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对企业不公平对待或搞地方保护”；“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质许可、政府采购、科技项目、标准制定等方面公平待遇，坚决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一定要让我们的企业家、市场主体真正感觉到营商环境的切实优化”；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最佳投资地……

第三，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净化社会风气，打造法治国家的要求。一些地方频频发生的污化营商环境的事例，正是对法治的藐视，对规则，对公平正义的破坏。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在提高服务水平、营造法治环境等软环境建设上有新突破，更好发挥制度的支撑、保障、激励作用。公共服务是营商环境的试金石，建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努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一要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性的环境，除了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外，更强调企业开办、运营、关闭和市场维护全流程的便利化：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制定全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最大程度实现准入环节的便利化；要搭建“多规合一”联合审批平台，形成以“表单共享、材料共享、流程共享”为特征的全新审批模式，提交“一套申报材料”，填写“一份申请表单”，即可“完成多项审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不断提高建设项目审批效率。

二要做强监管的“加法”。着眼优化公平公正的法治化环境，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处理；进一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信心；政府要严守承诺，不能“新官不理旧账”，不能对企业不公平对待，不能搞地方保护，要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质许可、政府采购、科技项目、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公平待遇，坚决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抓紧建立营商环境的评价机制，制定相关评价指标和办法，推动各地由过去的争资金、争项目向争创优质营商环境转变。同时加快建立以信用承诺、信用公示为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

③ 现在房子的话题这么火，聊的怎么这么少

热点一“十三五”规划谋篇布局未来今年即将审议的“十三五”规划重要性毋庸置疑。当下正处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否达成的决胜时期。因此，这份备受关注的中国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书”将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工作重点，引导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也是行动纲领。此前，五中全会已公布了“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为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一轮现代化建设谋篇布局。在此基础上，中国怎样设置其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如何扮演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都有赖于“十三五”规划纲要这张新蓝图予以明确。中金董事总经理梁红指出，“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财税改革重在减税以及划分地方关系，今年的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实现。同时，大力度改善民生，通过人口、户籍改革促进人口的流动，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将养老保险上交统一管理。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淘汰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信息科技、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热点二增长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随着全国时间的确定，年经济增长目标再成焦点。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形势，政策目标不宜过分强调具体目标数字，而应设置一个弹性更大的目标区间，这样既能强调政策底线，又能起到适度向上引导的作用。从本届开始，宏观调控着手弱化经济增长目标值的意义，逐步引入“区间调控”思路。而随着各省区“”的召开，各省区今年GDP增速目标也陆续揭晓，不少省区都将目标指定为一个区间范围，这也让更多经济学家和机构猜测，全国的GDP增速目标也将是个区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表示，当前区间调控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区间目标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更科学也更有弹性。徐洪才指出，只要经济增速处于区间之内，没有突破“天花板”，也没跌破“地板”，就不必做出过大的调控动作，而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发挥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区间目标下，能够把更多精力着眼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特别是推进惠及长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实现未来中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徐洪才表示，今年全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很有可能设为一个区间目标。热点三供给侧改革：任务将进一步细化去年12月份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需要简政放权，协调政策制度为经济减负;场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纵观去年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的会议精神，以及今年的几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路径已经慢慢清晰。而今年“”上，供给侧改革的任务预计将进一步细化，相关文件将陆续。中金师边泉水指出，供给侧改革的任务预计将进一步细化，并在层面相关执行文件，但具体成效需要看的执行力。去年12月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加快供给侧改革的意愿，并明确提出了“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降杠杆、补短板”的五大目标。“预计目标会得到进一步的分解和明确，相关文件将在上半年陆续。” 边泉水指出，虽然实施供给端改革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具体影响需要看具体执行文件的力度。比如，春节前夕，分别发布了关于钢铁行业、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去产能力度大幅低于预期，中国产能过剩情况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善。因此，关于后四项目标的具体进展，还需观察后续相关执行文件的规定和具体部门的政策。热点四国企改革：清理“僵尸企业”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年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目前取得了重大进展，已公布“1+11”政策文件，最近又审议通过了8个配套文件。同时，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工作全面提速，结构调整力度切实加大，创新驱动力略有力推进。供给侧管理去产能与国企改革不可分割。自去年12月以来，高层逐步显示了对于清理过剩产能的决心，强调要破旧立新。由于大量僵尸企业占用社会资源，挤占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高层看到想转型必须要强改革。因此，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清理“僵尸企业”。那么，今年将如何布局国企改革?人士指出，结合供给侧改革，今年股权多元化改革和清理“僵尸企业”将是国企改革两大关键点。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认为，实际上，推动央企重组的便是供给侧改革。国有企业对供给侧改革的结构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年是国企结构改革年，也是清退产能之年，是央企恢复效益的关键时期，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实施年，国企面临巨大压力，也面临巨大机遇。在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的双轮驱动下，年国企重组与清退步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资本场也将迎来机遇。国企改革和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过程，特别是清理“僵尸”企业牵涉到大量产权交易。国企改革要为供给侧改革和整个十三五规划提供动力，提供改革红利。年国企改革提出的投资经营、职工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改革由单纯的体制改革向产权体制与产业结构二重奏改革转变。国企改革如果停下来，供给侧改革也搞不下去。目前，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在减产能方面应该切实加大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热点五财税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如果说，年是财税改革的关键年，那么年则是财税改革的落地年。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备受社会关注。年6月，局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提出了三大改革任务：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方案一年多来，不少改革举措开始落地，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当前，今年哪些改革将落实、哪些亟待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深化财税改革三大任务中，有两项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这意味着全年减税力度将达到几千亿元，对企业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为了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决定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以保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彰显了推进改革的决心与担当。“当前，深化财税改革最亟待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的，当属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高培勇指出，迄今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尚不够均衡，有别于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在改革实施层面取得的实际进展，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划分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高培勇认为，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之所以相对滞后，同改革内容设计不够详实具体相关。就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两个主要线索而言，无论是“进一步理顺和地方收入划分”，还是“合理划分各级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其内容都是比较笼统的，基本停留在总体规划层面。至于具体该如何去做，则没有进一步提及。热点六金融改革：助力实体经济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换挡关键时期，金融改革的迫切性尤为明显。那么，下一步如何维护金融稳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同时又服务于供给侧改革必将是今年关注的热点。不可否认，过去一年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最亮眼的有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此外，在多层次资本场建设如新三板扩容、A股“发行注册制”时间表落地、“”新汇改等等方面，能感觉到巨大的改革推动力量。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当今国内对于货币问题关注过多，对经济实业关注太少，即使货币贬值也不能发挥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反而会扩大金融投机的恐慌心理。金融专业不足是影响我国货币发展的重要基础，值得高度重视，需引起警惕。因此，此时更担忧的是风险，未来加强实业经济才是根本任务与长远根基。谭雅玲表示，近期的币贬值过程已经验证了交易投机性很强。查处虚假贸易时贸易数据滑坡严重，表明汇率根基错位价格要素严重。我们需要调整思路与结构，以实体经济为主，以外贸发展为主，汇率对其意义才会正常。热点七去库存：角吹响、政策先行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提升有效供给的最便捷方式即去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在今年供给侧改革中，去库存政策最为密集。自2月份以来，短短20余天里，央行、等10多个部委相继了五项重磅措施，几乎每周都有楼政策。相信今年也会就这一问题继续深入探讨。据中国社科院数据显示，年商品住总库存预计达39.96亿平方米，现待售4.26亿平方米，如果想完全消化，需要23个月。国金证券(11., -1.28, -9.95%)师李立峰指出，化解高库存，如果着眼于短期效果，主要还得从需求侧制定措施，比如货币、金融、财税等，需求有助于消化存货。如果着眼于中改革，从供给侧改革考虑，则需要全局性的战略性政策指引。过去政策主要在需求端发力，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式是控制增量，调整土地供应节奏，增加土地有效供给;还要消化存量，在增强对周围人口吸引力上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在库存积压严重区域增加道路、、教育等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配套;加快推进购服务，保障和棚改回迁以货币化安置为主;建立良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供给侧改革，首要看点在于去库存，消化库存的行业性机会正好可以回笼资金。”李立峰指出，完成从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的转型，从向商用物业持有并重转型，从依赖低成本土地向依赖规模和控制能力降低成本转型，从依赖土地自然高速增值向依赖产品价值提升利润率转型，从纯向产业综合转型，从行业向业务多元化转型，从依赖价上涨获取高利润向依赖高周转提升净收益率转型。热点八业提振：互联网+=智造在经济下滑压力加大之际，如何重振中国是难题。去年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国”和“互联网+”等两大概念，今年进一步要求在“中国+互联网”上取得突破。期待在即将召开的上，看到中国业未来10年的行动纲领和互联网如何加速融合，为经济带来新动能。工信部部长此前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计划用3个10年来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中国”规划纲要》就是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目标是把中国从全球业的第三方阵，提升到第二方阵。最终目标，是到年跻身第一方阵。还表示，“互联网+”，就是实现三步走目标第一步“中国”的强有力工具，将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如何开启中国的升级之路，对各个行业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指出，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后，消费需求的规模在扩大，消费需求的结构在升级，新的消费需求和更新换代的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孕育。而中国能力和设计能力、配套体系也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互联网”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业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能够同时扩大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刘培林进一步表示，这一方面可以提高供给质量，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能够更好满足场上的消费需求。热点九对外发展战略：自贸区、“一带一路”融合一带一路、自贸区等对外发展战略将是本次关注的焦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倡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已经向世界伸出共舞之手。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力，也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十三五”期间，中国提出将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贸易区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不发达国家，比如年完成谈判之后已经进入“升级版”的东盟自贸区，其十个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而“一带一路”的六大通道中，面向东盟的这条战略通道显的尤为重要。同时，陈文玲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和推进自贸区战略并行不悖，“十三五”规划也提出要建立以周边为主的贸易区网络体系。要以周边为主，围绕“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构建自贸区网络体系，可能是未来在发展我国自贸区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热点十城发展：有望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但我国越来越多的城患上了“城病”，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价虚高、管理粗放、应急迟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城病”给民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这些城病的治疗或是本次关注的热点。去年12月，时隔37年再次召开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着力解决城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城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去年底，还曾围绕“城工作”主持召开过局会议，会议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城有了更多的期待，城不仅仅是工作、居住的场所，更应该是绿色的城、人文的城，而不是“越大越好”。在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就曾强调，“要增强城宜居性，引导调控城规模，优化城空间布局，加强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年已启幕，新的一年，让人期待。近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城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勾画出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城发展的“路线图”，这势必要影响7.5亿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的生活。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同样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可以说，年中国，承载着“十三五”开好局和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使命。相比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侧”而言，“供给侧”改革则着重迎合现阶段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年，最重要的议题便是围绕供给侧改革，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结合到经济各个层面，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④ 如何看待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不畅的问题

创业投资是以获得资本增值收益为目的具有循环投资特点的资本运作方式，它既不像一般的产业投资，通过经营产品来获得产业利润;也不像战略投资，为配合母公司的产品研发与发展战略而长期持有所投企业股权，它是以获得资本增值收益为目的，在投资过程中形成投资、管理、退出、再投资封闭循环的投资。退出是创业投资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只有建立了通畅的退出机制，才能顺利完成资本循环，实现资本增值。国际上，常见的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包括：上市、并购、股权转让、清算。各类退出渠道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能够满足不同企业融资需求，基于不同上市标准、不同监管要求而建立起来的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近年来，为适应创新创业发展需要，我国高度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16年国内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完成首发的数量上升到227家，融资金额略有下降，但也达到1496亿元;截至2016年底，新三板累计挂牌企业数突破1万家大关，达到10163家，总市值突破4万亿元大关，达到40558.11亿元；全国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40家，挂牌企业1.6万家，展示企业5.6万家。丰富的资本市场体系在调结构、助创新、引导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16年双创景气指数中退出渠道这一维度数据变化情况看，存在一定程度的退出渠道不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虽然新三板挂牌企业增长迅猛但流动性仍然较差。近年来，受相关制度不断完善的影响，新三板逐步成为私募股权投资退出的重要方式，对于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方便企业融资和投资者退出都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016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实现了倍增，迈入“万家时代”，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但市场交易额却停滞不前，仅比2015年增加了2亿元，平均交易规模急剧下降，显示市场流动性较差。究其原因，主要是新三板上挂牌企业质量仍然不高，向创业板、主板的转板机制仍未真正理顺，做市商制度也未真正建立。而为了解决挂牌企业融资问题，新三板挂牌企业只能更多依靠股权质押方式。据统计，2016年新三板共发生3828笔股权质押，数量是2015年的3.5倍多。
二是虽然整个私募股权投资并购退出表现火爆但与双创相关的创业投资并购退出有所下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内企业兼并重组的力度不断加大，受其影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并购退出异常火爆。2016年与私募股权投资相关的并购交易案例数同比上涨四成以上，交易金额同比实现翻番。但是，其中与双创密切相关的创业投资并购退出无论是案例数还是金额数，均呈现明显下降的情况。这与投资回归理性、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密切有关。
针对当前双创景气指数中折射出来的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不畅的问题，我们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快相关政策、制度的细化、完善与落地，针对创新创业企业特点，构建起由互联网股权融资、区域性股权市场、新三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组成的全链条创新创业融资生态系统。此外，要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促进创业企业成长壮大，提升新三板挂牌企业质量，为企业挂牌、转板打下良好的基础。

⑤ 如何理解当前经济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作者：李迅雷

究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来的，即把全球各国（各地区）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四个等级。从数学角度看，这四个级别的人口都应该各占25%，但因为世行是按国别来分类的，所以实际上不会那么严格去定义只有占全球25%的人口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1个，低收入国家31个。

如今，OECD32个高收入国家加上非OECD48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15亿，约占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也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即占全球40%的人口国家都属于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违反数学逻辑了？

有人认为中国到2022年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否太乐观了呢？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刚性及货币的持续超发，世界银行一定会不断上调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现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后呢，估计要提高到15000美元以上。再者，还得考虑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比值因素，如果能够在自由兑换条件下维持现有的比值水平，那么，未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至少能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

2017年中国的GDP总额占全球15%，人口占全球18.8%，相差近四个百分点，说明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再要寻找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前者是总量差距，后者是质量差距。

从数学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不适用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因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永远是一个相对数，未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要占全球人口接近40%，而高收入的容量只有25%。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点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

经济周期——容易被证伪的古旧理论

如今，谈论经济周期的人比讲股市周期（牛市、熊市）要多。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很大一批投资者都信奉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大家都去“数浪”，为当时的股市处在周期的哪个阶段争论不休。如今，股市上已经很少有人去研究周期了，因为操作效果不好。有人戏称“线越划越多，钱越赌越少”。即便是后来依据商业周期提出的美林时钟，事实证明也不太适合于资产配置。

经济学上的周期理论，其实也有老朽的感觉。从数学意义上看，所谓周期理论与回归分析法类似，即偏离均值幅度大了，就会回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由于政府干预较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这一致命缺陷，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如今，无论是哪种体制，政府干预都成为常态，周期被平滑了。

不仅经济周期被平滑，人类的生命周期也被平滑了，如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生育年龄等都被大大延后，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还干预生育，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平滑经济长周期。

2009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的回升或企稳，其实都是政府强烈干预的结果。如果把政府干预当做经济周期的回升标志，不免有点牵强。2016、2017年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只有3.5%和3.2%，而基建投资增速分别高达17.4%和19%，实在看不出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朱格拉周期的上升期（所谓设备投资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C Jugla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相隔150多年，这么古老的周期观察是否还适用当今社会？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开放至今40年都没有过经济危机的国家，死搬硬套这些周期理论就更不合适了。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与新周期的乐观派相反的，又有所谓“逢八必跌”的悲观派，即98年有亚洲金融危机，08年有次贷危机；但去年也有人提出“逢七必跌”，只是把危机时间的计算提前了一年。

古旧的周期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还能大行其道，实质上就是这种理论简单粗暴，就像分析星座运势一样，适合于算命——这正是国人特别喜好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周五又创历史新高了，前段时间的“股灾”之说即刻就被证伪了。所以，观察期不同太短，取样不能太少，周期理论之所以屡屡被证伪，就是创设者或应用者在这两方面都不达标。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处在下行阶段，符合数理逻辑，因为体量越来越大，总有极限，即便增量不变，增速也会下降。

城市化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因为目前城市化率不足60%，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还有20%的上升空间。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80%，不给出时间，结论的意义就不大了。我发现大家在讨论城市化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维度：人口年龄结构。

因为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了500万左右，随后两年都继续减少；2016年进城农民工数量首次减少160万，2017年国内运送旅客人次首次出现下降。也就是说，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了，余下的就是本乡本土的城市化。

反观欧美日的城市化过程，都是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了较高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0%，但日本此后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就非常缓慢。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较快，这与政策导向有关，但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全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今后外出农民工告老还乡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减少与1970-90年初东京等大城市人口下降有类似之处，日本城市化从75%跨入80%花费25年（1975-2000年）。

由于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如果不考虑政策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要放缓了。估计未来中国城市化率的水平应该在70%左右见顶，理由见《当城市化遇到老龄化》。

为何高层如此强调系统性金融风险

早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之后，无论是十九大报告还是其他重要报告，高层都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

为何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没有太担忧国内的金融风险；反而是在欧美经济复苏的时候，那么担心既然风险呢？这是因为10年前，美国的杠杆率很高，中国很低；如今，美国的部分杠杆率水平回落明显，中国则居高不下。

不少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维度去看杠杆率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错位——未富先老。因此，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治理产能过剩问题，降低全社会杠杆率水平。

回顾历史，大部分国家都是在危机爆发过程中实现去杠杆的，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因杠杆率过高而爆发危机，都因危机而降低了杠杆率。中国则是主动去杠杆，这正是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去杠杆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不去杠杆则注定会爆发金融危机，两弊相衡取其轻。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阿基米德与国王下棋，国王输了，国王问阿基米德要什么奖赏？阿基米德对国王说：“我只要在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按这个方法放满整个棋盘就行。”这看作是一个加杠杆案例，国王如果按此倍率加杠杆，即可就破产了。

若反过来去杠杆呢？国际象棋总共64格，在全部加满的情况下，如果只去掉最后一格，名义上只去一格内的米粒数量，实际上需要却去掉1845亿吨大米。也就是说，去掉一格的实际含义是杠杆率降低50%。这当然是一个极端例子，只是想说明去杠杆容易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就我国而言，社会杠杆率水平的快速上升，与“隐性刚兑”有很大关系，只要能打破刚兑，则杠杆率水平将急速下降，资产泡沫将迅速破灭，但随着而来可能就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如果把资产定价中的风险溢价用这个公式表述：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信用溢价，那么新三板的大跌原因在于流动性不足，即流动性溢价大幅上升；而信用债的风险在于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最近有些信用债大幅下跌，原因也是去杠杆背景下的某些金融控股集团的信用溢价大幅上升。

高层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站位高，看得更清楚。例如，近期两会期间，最高领导在山东代表团会议上就提出：”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交叉混业也是为了相得益彰发展主业，而不能是投机趋利。”这段讲话，对于当前那些获得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或是对已经深度涉足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无霸和大型实体企业而言，可能要好好回味了。

2017年金融业对GDP贡献了7.9%，尽管占比已经回落，但依然偏高。当前，金融监管重点放在资产端，而中央最近又建议人大要重点监督政府的支出预算和政策的执行质量。说白了，监管已经从总量管理到结构调控，从树干监督到达细枝末叶了。

总之，分析中国经济需要多个维度去思考，才能够看得深、看得透。如前所说的时间维度（时间权重、周期的本质、人口老龄化等）是一个重要维度，空间维度（象棋格子的倍数效应、观察高度等）也是一个重要维度。

在1988年之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已经九年了，政府仍一直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总产值水分最大，属于总量指标；1988-2017年，这30年基本上把GDP作为首要目标，GDP实际上是增量指标；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已经在经济运行的质量，所以，中国经济步入到追求质量阶段。

从总量到增量再到质量，这三个概念在数学上非常容易区分，但在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分析时，发现很多人把数学基础知识都忘了，宁愿相信奇迹而不在乎逻辑。

要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到需要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小到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中国经济质量能够持续提升，而且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股价指数的走势是否应该看得更乐观些呢？因为股价指数是经济质量指标。美国的股价指数远超GDP增速，原因在于企业盈利增速和ROE的上升。

如果我们真的看重质量，那么，中等收入水平能否跨越，城市化率高低、GDP增速是否处在周期的上升阶段等都不重要了。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⑥ 如何量化金融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持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首次提出，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强调，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这意味着未来五年金融业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以稳健经营为目标，找准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构建新的行业监管方式和业务发展模式，改进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益，促进金融业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更为强大的动力源泉。

大力发展创业金融，破解创业融资难题。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业是激发创新的重要途径。创业金融，目的就是通过一整套的金融制度创新，包括新三板、天使基金、PE/VC以及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切实解决创业者的融资难题。发展创业金融，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孵化、上市，并支持创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另一方面，要支持并推动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努力向创业企业提供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对于具备发展前景的企业和符合国家政策的项目，要扶上马、送一程，使“草根”创新蔚然成风、遍地开花，在帮助创业者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拓展金融业发展空间。

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实现金融业态协调发展。近几年来，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同金融的结合，正引领金融朝着渠道移动终端化、跨界融合常态化、产品服务精细化等方向发展，成为提升我国金融业综合竞争力的新生力量。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进一步规范，不仅可以提高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的匹配程度，有效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而且可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激发社会创业的激情与活力，推进新业态、新动力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不时出现的“雾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促进绿色发展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通过绿色金融，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方面，不仅有现实必要性，而且有社会迫切性。一方面，金融业应综合考虑与环境相关的收益、风险和成本，引领信贷资源逐步从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行业退出，支持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有效缓解我国产业结构“过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加快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金融产品发展，推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投融资机制形成，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注重发展普惠金融，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普惠金融有两个特征，一是客户覆盖面更广，服务对象从低收入群体扩展到城市白领、小微企业、弱势产业以及欠发达地区。二是产品和功能更加多样，除了存款类产品，还包括诸如信贷、支付、结算、租赁、保险、养老金等综合化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充分体现了共享发展的理念。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需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双轮驱动。从国家层面，应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制定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坚定服务小微企业、三农领域、贫困地区发展的战略定力，增加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着力解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金融机构层面，需要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使普惠金融的供需两端更加匹配；通过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工具，降低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通过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控制普惠金融的业务风险。

⑦ 请问有没有关于投资理财公司的政府性文件公报和中央出台的鼓励政策请高手帮忙

3月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也表示，今年是国企改革任务落实年，需要按照去年出台的文件持续推进各项改革和试点。

记者注意到，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而对今年的国企改革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攻坚战”等词汇。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去年描绘的改革蓝图基础上，今年国企改革进入实操阶段。并且，改革有望从产业结构和产权体制两端发力。”

结构方面，《报告》多次提及供给侧结构改革。《报告》还指出，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

在李锦看来，国企的产权体制改革和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过程，兼并重组，特别是清理“僵尸企业”，牵涉到大量产权交易。国企产权体制改革要为供给侧改革和整个“十三五”规划提供动力，提供改革红利。

《报告》再次明确，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深化企业用人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与市场化选任方式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中心主任高明华称，《报告》列举的措施很具体，特别是以央企为龙头，在国企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改革方向和措施。

《报告》还提出，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大幅放宽电力、电信等领域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严肃查处侵犯非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合法权益的行为。

对此，高明华表示，在电信、交通等领域向民营企业放宽准入很重要。以前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的提法比较多，但民企进入也多为小股东，话语权少。放开准入则不同，民企进入能够和国企展开竞争，对国企和民企都有好处。

⑧ 供给侧改革长利短痛 供给侧改革的难点在哪

最高领导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一说。
这一概念本身并无定论。无论是学术上的供给主义经济学，还是80年代以供给主义名义实施的美国经济政策，都与中国目前的国情不相同。但如果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大要素投入，那么则符合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僵尸企业借新还旧、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结合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使用这一概念的语境来看，总书记说的“供给侧改革”更像是加快引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针对上游产能落后、产能过剩行业，要减少支持，同时将资源配置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以及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重塑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要素市场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但冲击大，见效慢。特别是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有过快增加。此外，供给侧改革在“破旧”的同时确保如何能“立新”立得起来，如何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是制度建设和收入分配层面需要思考的长期问题。

供给侧改革不是自由主义

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内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西方的倡导自由主义的供给主义经济学，与曾经流行的供给主义经济政策也有明显距离。

以美国为代表的“供给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学术理念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具体含义是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供需双方通过价格调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

在供给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关注生产活动和总供给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需求只不过是一个次生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面临滞胀，供给主义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方法。“拉佛曲线”成为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认为在高税率的时候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带来总产出增长和税收总额增长。

“供给主义”政策乍一看起来也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即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尤其是税收和管制，认为企业在不受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会发挥最大活力。让这一经济思想成为社会潮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它鼓励政府对工薪阶层实施大规模减所得税，提倡尊重财产私有制。这不仅很容易赢得美国民众支持，也与共和党“小政府”的形象相符合。

但是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实践最终脱离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克鲁格曼则形容这种政策“虽然比货币主义更好，但并未达到它承诺的效果。”

一方面，美国官方数据显示，从1945年至201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与边际税率高低并无明显相关性。再者，所得税减免之后总税收虽有所增长，却是依靠其他方面加税，且政府支出增长更快。因此，美国的财政赤字急速上升，政府债务从1980年占GDP的26%扩大为1988年的41%，总国债从7000多亿美元增长到2万多亿美元。在2003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也表明，减所得税不会提升税收收入。

也就是说，真正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供给侧政策其实是借鉴了凯恩斯理论的扩张财政政策，而不是供给主义经济学和理想化的“拉弗曲线”。

回到国内，多位“学者型”高级官员都曾经公开使用过“供给侧改革”这一说法。结合他们的语境，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的，首先是为了加速产业调整，是对实体产能过剩、金融体系高杠杆、高收益率自我循环的强力纠正。

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10月份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强调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僵尸企业不应得到政府扶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则撰文指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他在谈到去产能之外，还提出了建设性的四个政策，分别是“要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

因此，供给侧改革会是政府在经济领域有退有进，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强化政府对关键产业的控制。这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政策也不相同。

供给侧改革的难点

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塑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供给侧改革是必要条件。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向重化工业投入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才完成了初期积累和飞跃。目前要素市场的改革，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难点。

首先，除了劳动力、资本、土地投入之外，流行着的依靠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总供给的说法。海外有工业革命，国内有安徽凤阳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这些分别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但“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实际上是难以量化的要素投入的代名词，获取它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或是单位劳动力的投入，例如研发蒸汽机，种地的农民在激励下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

然而，如今成本低廉的技术进步越来越难以获取。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越来越高昂的研发支出，而且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主要指向针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低效运作，需要简政放权以及推进国企改革。这些中央政府虽在做，但无疑都是改革深水区，而且指望凭此对冲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困难。

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长需要超过工资增长率，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5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以2007年为拐点，中国的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也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时间相符。那么中期来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就不太可能加快，甚至不排除出现宏观税负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仅凭借供给侧改革并不能够自动产生总需求扩张，消除债务风险。企业部门债务率偏高，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带来总需求的萎缩，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而试图通过鼓励居民部门、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借贷消费以及投资资本市场，刺激总需求和补充企业资本金，则是鼓励宏观经济中抗风险能力差的一方承担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是在未富先老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大萧条中凯恩斯倾向于扩张财政赤字，让抗风险能力强的政府部门承担更多不确定性。

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既然供给侧调整的主战场是要素调整，那么在重新配置资本与劳动力的过程中，就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金融风险可以分两方面来看。在债务方面，僵尸企业的清退必然是会加快的，但违约风险在目前债务人、金融中介、投资者分担机制不明确，尤其是P2P暴露出不少中小个人投资者不知不觉介入其中。而在新产业方面，权益投资面临着失败后较大的损失。目前民间资金蜂拥进入互联网创业企业，以及部分投资者抱着暴富的心态进入侧重融资功能的新三板市场，前景需要谨慎观察。政府的合理引导与法制保护至关重要。

失业风险则更容易理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本来就会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下降，而且从建筑与落后制造业到科技密集型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里是需要职业培训与长期教育的。解决这种结构性失业风险，需要政府做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对中下阶层的冲击。如南欧国家在欧债危机当中的劳动力市场的剧烈调整，以及日本过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都是中国本轮改革应当避免出现的两个极端。

如果再去看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脱离滞胀，除了提高财政赤字以外，还借助了时代背景，使得改革较为顺利。

首先，当时美联储的高息政策力挺美元，这支持了美国引进资本。美元国际地位和东亚国家发展出口经济则帮助美国用贸易赤字支持内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全球武器交易达到了巅峰。美国及北约国家通过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给财政支出以及寻找外需拓宽了渠道。

中国虽不完全具备当时美国的背景，但在要素改革与时间赛跑的时候，仍可以适当借鉴。比如人民币市场国际化，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产能，还有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将是对冲供给侧要素改革风险的重要手段。